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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錢買罪受”式輔導班為啥屢禁不止?

信息來源:    發(fā)布時間:2018-06-05    瀏覽量:4586次

不久前,一位杭州的家長曾在微博上訴說自己的慘痛經(jīng)歷,花了2萬塊錢給孩子報了暑期英語輔導班,結果孩子英語成績從原來的60分反而掉到了40分。

顯而易見,這個家長的經(jīng)歷只是當下中國家長“創(chuàng)痛故事”的冰山一角。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補習對孩子的身心健康構成了不可忽視的威脅與挑戰(zhàn)。從今年2月開始,教育界關于課外補習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補習導致的課業(yè)負擔也成了今年兩會代表熱議的話題。

一方面,高昂的補習費用讓家長叫苦不迭,另一方面,家長依然在補習的道路上前赴后繼。

中國教育學會的一項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生課外輔導行業(yè)市場規(guī)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guī)模超過1.37人次。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門發(fā)布《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重拳出擊,直指校外培訓機構存在的安全隱患、無證無照、應試傾向、超綱教學等公眾反應最強烈的六類問題。

高層此次鐵腕能否撼動當下龐大的“課外輔導帝國”仍需時間的檢驗,畢竟存在即合理,一種過熱的現(xiàn)象背后總有其豐厚的土壤。而我們也不禁要問,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補習班問題在哪里?

資本在課外輔導領域的大量注入由來已久,隨著家長對子女教育差異化需求的日漸增加,課外補習機構的根系日益壯大。

以初中階段為例,2014年,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薛海平對近2萬名包括城市、縣鎮(zhèn)和農村的初一和初三學生進行調查:

我國初中生參加課外補習的比例為47.3%,位于省會城市學校學生的比例最高,達到了66.9%。

日積月累之下,種種亂象也隨之而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將當前課外補習市場的問題歸為兩類,一類是市場上出現(xiàn)的無證無照、有照無證等不合法培訓機構,存在欺騙和安全隱患;另一類是教育機構的超前教學和超綱教學。

如今,超前補習已經(jīng)成了課外補習的基本模式,機構實施超過課程標準和學校進度的學科教育,即“搶跑”或“提前教育”,而課堂教學主要采取解題、做題、刷題的“應試教育”模式。

以北京為例,培訓機構建立了系統(tǒng)的擇優(yōu)體系,而擇優(yōu)體系主要依靠其“超常體系”,即五年級學完小學課程,六年級以復習和準備“小升初”為主;而在一些對學齡前兒童“幼小銜接”的暑期課程中,數(shù)學的難度甚至已達到小學三年級的程度。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認為,當前補習機構綁架學校教育的行為遠比想象的嚴重,超前教學打亂了學校原本正常的教學秩序,使得學校不得不更改自己的教學計劃,乃至沖擊了整個國民的教育體系。

“這些超前教育破壞了教育的秩序,也增大了家長的焦慮,很多家長覺得如果不把孩子送到這類機構,就會跟不上學校的教學?!毙鼙嬲f。

然而,對于何為超前教學和超綱教學,目前并沒有明確的界定,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增加了治理的難度。

但是否將不合法機構和超前教學都整治之后,課外補習所帶來的的問題就解決了呢?熊丙奇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它并不能解決補習機構給孩子帶來的負擔問題?!跋啾扔诓缓侠聿缓戏C構所帶來的的問題,龐大的培訓需求更值得關注,更應該被治理?!?/p>

補習班緣何被追捧?

早在2009年,薛海平就對城鎮(zhèn)學生的補習現(xiàn)象開展了實證研究,他發(fā)現(xiàn)這一背后有極為深刻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等綜合因素。

從政治大環(huán)境看,現(xiàn)階段城鎮(zhèn)學校發(fā)展的不平衡性,交際之間教育質量的巨大差異誘發(fā)了擇校等教育競爭行為,從而形成課外補習的土壤。而對于未來巨大的不確定性,讓孩子在基礎教育階段就贏在“起跑線”上成了諸多家長內心的一顆“安定丸”。

“補習班無疑可以幫助學生在未來的升學競爭中取得成功,而這種教育的成功最終可以使學生獲得優(yōu)勢社會經(jīng)濟地位?!?/p>

而剝開現(xiàn)象,更深層的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視。

中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儒家文化有重教傳統(tǒng),‘學而優(yōu)則仕’‘光宗耀祖’等觀念更是代代相傳、深植民心.

在熊丙奇看來,教育評價制度的單一是導致“補習班盛行”的罪魁禍首。“雖然我們這兩年一直在強調高考改革和綜合評價改革,但如果深入分析,這樣的改革依然沒有觸及到單一評價制度這一根本問題,依然是有分數(shù)在評價學生?!?/p>

“這樣的評價機制直接導致的后果就是基礎教育階段,所有的學生都站在同一跑道上,那么家長的焦慮永遠不會得到緩解,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到前面?!痹谒磥恚绻桓淖冊u價制度,那么減輕課外補習負擔也終將成為一紙空談。

從另一方面看,長期以來國家一直較為關注校內減負,出臺了一系列校內減負措施,比如嚴格控制校內時間和校內課業(yè)量、禁止補課等等,而這部分減下的“負擔”卻被處于“教育競技”漩渦中的家長重新在校外補習班里找了回來。

而類似于三點半放學這樣的政策則直接驅動了眾多無力接送孩子的家長將孩子送進補習班和托管班。

補習減負,管理和觀念并行

對于社會狂熱的補習潮,媒體界流行“劇場效應”這一名詞。所謂劇場效應,指的是在一個劇場里,前排的觀眾不守規(guī)矩站起來,則后排的觀眾也跟著站起來,最終導致整個劇場的人都站著看演出。而教育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有一個學生去校外進行超前補習提升了成績,其他人只能紛紛效法。

但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否認了這一現(xiàn)象在現(xiàn)實中的合理性,“劇場效應是對劇場的一種極大的侮辱,劇場里的人不可能站起來,因為每個劇場都有保安”。

他認為解決課外補習過熱亂象之根本還要借助政府的手腕,依靠政府監(jiān)管來維系一個相對公正的教育環(huán)境。

課外補習因為相伴著學校教育而生,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一直以來被稱為 “影子教育”,在楊東平看來,如果學校教育改善了,課外補習生存的土壤也就失去了。他建議國家應該重點提升公辦學校的教育質量。

薛海平認為,學校可以不拘泥于應試課堂的單一形式,推廣多樣化教育,在學生培養(yǎng)目標和課程設計、教學方式上走多元化道路,以滿足學生和家長對于教育個性化的需求。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相繼出臺的小學“3點半”放學的規(guī)定,有一些家長因為無力接送孩子只能將孩子送到補習班這類托管班,變相助長了補習熱。針對這一現(xiàn)象,各地已經(jīng)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比如上海規(guī)定中小學校后服務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蓋,服務的時間是3點半到5點,參與這項服務的老師在效益工資方面給予傾斜;而北京規(guī)定3點到5點期間是校后服務時間,主要內容是開展課外活動,每個學生每年補助700-900元。

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課外負擔,改革評價體系是釜底抽薪之策,但這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現(xiàn)有的大環(huán)境下,熊丙奇認為可以借鑒他山之石。

比如在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實施寬松教育,一星期只上五天課,結果導致很多學生利用雙休日的時間去校外補課。在經(jīng)過各方權衡之后,日本的一些學校重新選擇了一周上六天課,以此來減少學生去課外補習機構的機會,最終這一方式被推廣到了全國。日方經(jīng)過評估發(fā)現(xiàn),一周上六天課后,學生的負擔比原來上五天課時的負擔減輕了。

“在整體的大環(huán)境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日本的學校就通過提升教學質量,改變教學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就是他們基于現(xiàn)狀所做的一種合理的選擇?!毙鼙鎻娬{。

除去政府和學校的作為,身為補課的龐大受眾群體,家長的教育觀念同樣值得進行適度轉變。

雖然補習班的盛行存在諸多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大環(huán)境下家長的焦慮心態(tài)依然是最本質的驅動力之一,雖然當下家長的教育理念已然今非昔比,呈現(xiàn)多元化和個性化,但“不愿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依然是多數(shù)家長的選擇。

回歸到教育本身,這樣的追逐值得深思。在美國堪薩斯大學名譽教授趙勇看來,未來社會所要求的每個人必須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意味著教育應該多“揚長”,而非“補短”,因為看似每個階段標準化的“完美”并不意味他在將來社會就一定能夠成功。

從長遠上看,中國基礎階段的評價方式的變革正在悄然發(fā)生著,整體的教育目標已經(jīng)由“雙基”向“學生核心素養(yǎng)”轉變。

薛海平建議每個家長能夠保持一種更為冷靜理性的心態(tài)。

“人生畢竟不是一場百米賽跑,而更像一場馬拉松,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保留住他對學習和知識的熱情才是最關鍵的事?!?/p>

文章來源:中國教研網(wǎng)201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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